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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北部民众的民族构成,这些民族之间有着怎样历史源流呢?

高丽北进期间,鸭绿江流域至大同江流域的大部分领土已经被当时势力强大的契丹政权占领。高丽要想将这片领土收入自己囊中,与辽发生冲突就不可避免。

辽朝与高丽领土接壤,故早在高丽建国之初,就向辽朝贡觐见。但由于后来辽灭渤海而高丽却积极接收渤海遗民,高丽背辽转事中原王朝,囚杀辽使等种种事件使得两个政权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最终演变为战争。

辽圣宗统和十年,辽圣宗“以东京留守萧恒德等伐高丽”,辽丽第一次战争正式爆发。统和十二年,这场战争以高丽对辽呈表请罪,奉辽为正统结束。

战后高丽派遣徐熙入辽谈判,诡称高丽之前之所以不入辽朝贡,主要是因为辽丽之间女真阻断的缘故。辽圣宗全面接受了高丽的说法和条件,并“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之地赐”。

由此,高丽不仅使其侵占的领土得到了承认,还得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靠武力根本争取不到的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高丽在取得这片土地之后,在此地设置了兴州、龙州、铁州、通州、龟州六个州城,史称“江东六城”。

后辽圣宗意识到自己失误所导致的后果,以高丽筑城乃是“贰于己”为由,要求高丽返还这片土地。辽圣宗的要求自然遭到了高丽的拒绝,由此再次引发两次辽丽战争。

历经六年战争,辽朝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最终仍未收回鸭绿江附近土地以及江东六城。辽在鸭绿江设置了这五处行政机构之后,从辽西地区迁出大量汉户、奚户迁入此地实边。

因此,此五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民众除了原住户外,主要有汉人、奚人以及熟女真等。金起兵灭辽之后,高丽趁机占领了保州、定州、来远等地。

据《高丽史》卷十四载:“睿宗十一年八月,金将撤喝攻辽,来远、抱州二城几陷,其统军耶律宁欲率众而逃。……王乃遣使入金请曰:‘抱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金主谓使者曰:‘尔其自取之。’”

其后高丽多次向金上表,以求归还保州地,直至金太宗天会八年,金方才将保州等地归还高丽。由此,这些城池被高丽收入囊中,成为高丽西北部抵抗外来势力的第一道防线。

渤海国灭亡后,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移居到了鸭绿江流域,主要以定安国为核心,这些移民最初占据“高丽旧壤”,此处的高丽“旧壤”应该是原属高句丽国的某地。

当时定安国西、北两个方向均有契丹侵扰,因此“高丽旧壤”可能指的是高丽渤海边界西南部的不重合地区,即鸭绿江入海口以南至渤海国西京鸭渌府的某一地区。

而这一地区在这一时期尚处于辽和高丽的势力范围之外,所以渤海遗民聚集于此,打出“反辽”旗号,建立定安国。后来,辽发起平叛战争,定安国备受打击后迁至鸭绿江中上游地区。

总结历史上的迁徙经验可知,一批民众从此地迁至彼地,尤其在数量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部分人滞留于原地。因此这一时期,鸭绿江入海口附近区域有极大可能滞留了一部分没有迁走的民众。

除迁入朝鲜半岛以及组成定安国的渤海人之外,还有部分渤海遗民迁入女真活动区域。

东丹南迁后,原渤海国南部地区空虚,黑水靺鞨等多个靺鞨部趁此机会南下,与迁入此地的渤海移民以及在此地游移的女真人融合。据朝鲜史籍记载,早在新罗末期,生女真已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活动。

《高丽史节要》载:“自新罗之季,至我国初,西北边民,每被女真蕃骑,往来侵盗”。新罗的西北边界南至大同江一带,可知生女真活动范围几乎已至大同江流域。

高丽建国时,王建曾发布诏书称:“平壤古都,荒废已久,荆棘滋茂,蕃人,游猎于其间,因而侵掠,宜徙民实之,以固藩屏”。这也说明了高丽建国时,荒废的古都平壤已成为女真人的游猎扫荡之所。

鸭绿江女真形成时,辽与高丽的目光还没有聚集到鸭绿江流域,于是他们迅速南下,与定安国联合,占据了鸭绿江沿岸的大片土地。

至高丽成宗十二年,据《高丽史·徐熙传》记载“自契丹东京至我安北府,数百里之地,皆为生女真所据”,又称“鸭绿江内外,今女真盗据其间”。

由此可见,当时的生女真已充斥朝鲜半岛北部。辽丽战争中,辽圣宗将鸭绿江附近数百里的土地赐予高丽,高丽在此地不断驱逐女真,修筑城池。

高丽推动北进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向北挤压女真生存活动空间的过程。

但女真没有全部迁走,有相当一部分女真融入了高丽,如据《高丽史·成宗世家》记载:“九年冬十月赐龟州女真木史等三十四人绢绸布五百余匹,以赏捕贼功”。

诸如此类记载零零散散还有许多,这些女真人也大多被高丽安置于西北边城地区以充其边防力量。

综上,鸭绿江流域至大同江流域在被高丽征服之前地域环境以及民族构成本就十分复杂,中国对朝鲜半岛北部长期不断的移民历史强化了移民对其各自共同祖先的集体认同,伴随着国家观念的逐渐产生。

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产生了对其迁来国家的归属感,即使数百年时间经过这种归属感还是存在与这些移民的心中。

有学者认为:“在族群关系之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畴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

而其后高丽征服过程中在这片土地上大量收容安置渤海移民及女真人,后又将定州保州等由汉人、奚人等由各地民众组成的城池纳入其统治范围。

此外,此时的高丽国内武臣势力横行,王城与北部边城冲突矛盾不断。所以高丽对此地区集中统治的时间较短,该地区的民众对高丽的归属感也相对较弱。

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边缘环境,移民不断进入朝鲜半岛,在此过程中虽然一些政治、经济等要素被不断重塑,但对大多数移民来说,自身所属的文化特征与接纳国社会的隔阂依旧清晰可见。

有的政权甚至对外来的移民还没有实行过有效的统治,因此接纳国都会在国家危难之际对这些外来移民的忠诚抱有疑问,甚至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由此这些移民本就根植于内心的对自己族源记忆的认同被勾发出来,其对高丽的国家认同也并没有成功建构。

因此蒙丽战争北界如此数量民众可以毫无留恋地降入内地或四处逃散,从鸭绿江流域至大同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民众民族构成的角度来探讨也就不足为奇了。

洪氏家族移民辽东

蒙古战争时期大批民众迁移至中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是被一些镇守高丽北部城池的将领裹挟而来,这些将领自知非蒙古军队对手面主动迎降,带领其所治部属民众一起迁至中国。

其中,洪福源带领民众最多,数目以“城”计算。入蒙后,洪福源取得高丽移民的管领权,此后投降于蒙古的将领所率领的军民也尽归洪氏家族管领。

洪福源率领民众迁移

成吉思汗十一年,蒙古军队因追剿逃入高丽的契丹叛将而第一次进入高丽,高丽麟州将领洪大纯投降,据《元史·洪福源传》记载其本中国人,唐时人居朝鲜半岛。

窝阔台汗三年,蒙古令撒礼塔为将攻伐高丽,洪大纯之子洪福源率领其管辖的高丽民众一千五百户,后又招聚附近州郡民众一同投降蒙古。洪福源投降蒙古后,帮助撒礼塔一起攻伐高丽,不久后高丽王室投降。蒙古在高丽设置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用来监视控制高丽。

但蒙古军队撤走以后,高丽旋即生变,于是蒙古再次派遣撒礼塔出征。洪福源也继续加入攻伐高丽的队伍,但此次征伐的过程中撒礼塔中流矢而亡,其副将带兵撤退,留下洪福源屯守节制已降伏的高丽北界四十余城。

窝阔台汗五年,洪福源遭到高丽报复,被迫逃出西京,其父洪大纯被捕。窝阔台汗六年,蒙古统治者许可洪福源率领其治下降民迁入中国。各史书关于洪福源所率降民的人口数目以及移民迁入中国后所居住的详细地点记载不一。

《元高丽纪事》载:“六年甲午五月一日,赐高丽降人麟州探问神骑都领洪福源金牌,稗领元降民户于东京居住。”

《元史·地理志》载:“洪福源引众来归,授高丽军民万户,徙降民散居辽阳、沈州,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元史·高丽传》载:“六年,福源得请,领其降民迁居东京。赐佩金符。”

《元史·洪福源传》载:“福源遂尽以所招集北界之众来归,处于辽阳、沈阳之间”。

《高丽史·洪福源传》载:“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领高丽军民,凡降附四十余城民皆属焉。”

洪福源所率领的高丽移民迁入中国后居住的地点有“东京”和“辽阳、沈州”两种说法,而东京其实就是辽阳,至元后期,蒙古改东京为辽阳,此处应当是不同史书同一地点的不同称呼。

《元史·地理志》载洪福源率领移民归降后“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辽东志·地理志·古迹》记有“旧辽阳城”,注:“沈阳城西北八十里,今在境外。”

《元史·洪福源传》记载宪宗八年洪福源死后获“沈阳侯”称号,似乎说明了洪氏家族迁入中国后居住于沈阳附近或其后迁至沈阳附近。洪福源所率领移民由“元降民户”和“所招集北界之众”、“降附四十余城民”三部分组成。

“元降民户”即窝阔台汗三年洪福源所率领的一千五百户移民,而“所招集北界之众”自然包括洪福源之后招降的部分附近州郡的民众。而四十城民必定是远超一千五百户,故而可能是洪福源在降服蒙古过程中不断招降吸纳的民众以及蒙古赐予其管辖的民众。

洪福源迁入中国时所携带的移民数目达四十城之多,故其在迁入中国后,被蒙古统治者授予管领现有以及之后投降蒙古的高丽民众的重要职位。洪福源是蒙古高丽战争中率领民众迁徙以及管领移民的关键人物。

洪氏家族管领移民

《元高丽纪事》载,“六年甲午五月一日,赐高丽降人麟州探问神骑都领洪福源金牌,领元降民户于东京居住”,之后接着记载窝阔台谕洪福源:“尔能戮力效职,则后降者皆令尔领之,其降民悉令洪福源统摄”。

自此确立了洪福源管领高丽归附降民的突出地位,此后投降的高丽军民一应由洪福源管辖。

《元高丽纪事》有记载:“十年戊戌五月十二日,降旨宣谕高丽新降人赵玄习、李元佑等。时玄习辈率二千人迎军降,命东京安置,受洪福源节制。且降御前银牌,使玄习等佩之,以招来降民户。寻又有李君式等十二人来降,亦依玄习例抚慰之。”

高丽将领赵玄习、李元佑于公元一二三八年率二千人投降蒙古,蒙古将其安置于东京城,受洪福源管辖。

不仅如此,蒙古还赐予赵玄习等人银牌使其招纳降民,此举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其后李君式等人就被招降而来,也受洪福源管辖。

《全辽志·故迹》亦记有“高丽城”,注:“辽阳城东南隅,今定辽中卫治,俗称高丽营。”该高丽城此前为元朝时期辽阳一地高丽人的居处,似乎即赵玄习等移民迁入地。

由此也可看出,蒙古赐予洪福源管领移民的职责并非虚职,洪福源不仅管领了自己所率领的移民,此后的移民也确实归洪福源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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