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结论第一节主要内容及研究结论 本书以外宣翻译为切入点，引入西方传统修辞学有关劝说的理论展开跨学科的融合研究。本书研究的核心立场是：外宣翻译是国家对外话语创造的实践，是一种带有明确劝服目的的对外话语实践。因此外宣翻译预期效果的实现离不开对外宣受众的了解和研究。由此，我们有必要将外宣翻译视为一种修辞行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是原文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代表国家进行对外话语沟通交流的修辞者。作为修辞者的译者以及作为话语传播的组织者有必要有效运用象征资源，通过翻译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声音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最终实现对外话语的说服影响效果，实现中国声音的有效传播。这是本书开展的中心目的。 围绕这一中心，本书通过以上各章的论述，尝试解答书中提出的几个研究问题。本书在第一部分着重对研究对象“外宣翻译”作了工作定义，对“外宣翻译”术语中两个核心概念“外宣”与“翻译”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论证并提出“译”是“宣”的手段，“宣”为“译”的目的和实质，确立了“翻译”为“外宣”服务、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这个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外宣”与“外宣翻译”这两个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的实践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对与之相关的术语进行了厘定，为进一步解读和回应书中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做了方向规定和铺垫。 作为话语创造的外宣翻译要实现其取效的话语功能，关键在于对外宣翻译目标受众的了解和研究，了解其普遍接受和信奉的话语说服机制。这就指向了本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即影响和左右西方社会舆论制造与话语交流模式的理论源头为何。西方国家有着深厚的修辞雄辩传统，自古以来，修辞学就是西方研究和实践话语交流的重要领域，是西方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社会秩序赖以生存发展的知识体系。这些修辞论辩传统一直以来左右和影响西方话语交流推进机制，早已成了模式化了的话语交流机制。这些话语机制的修辞学理论源头包括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三模式——诉诸修辞者的人格、诉诸受众的情感及诉诸论证的理性；伯克的“认同”理论及其三个“认同策略”；伯克的“戏剧五要素”理论；佩雷尔曼的受众中心论与其选择、在场与交流理论；西方修辞中有关修辞性叙事理论；比策的修辞情境理论以及西方修辞理论中关于隐喻的劝说功能论述等。 在了解西方话语流通与劝说的经典修辞学理论后，本书进一步讨论了西方修辞、传播与话语之间的血缘关系，并通过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外宣实践的考察来探究其文化外宣运作背后的修辞劝服策略，从而进一步佐证了西方传统劝说机制在西方社会舆论运作与话语交流运作中的深远影响。 在国际话语舞台仍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和控制的今天，我们如何因应和化解西方国家对我国发起的舆论攻势？这是摆在外宣与外宣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大挑战。如果不了解西方话语沟通模式，以自己的方式在国际舆论场上应战，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使中西话语交流陷入各方自说自话的局面，无法促进有效沟通和增加理解，难以实现外宣与外宣翻译的对外劝服预期目标。因此，在外宣与外宣翻译中借鉴、融合和运用西方修辞的劝说机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也许是有助于破解中西话语交流困局的钥匙。为此，本书接下来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西方对修辞与修辞原则的认知差异，探究修辞思想对西方社会心理生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西话语交流模式的对接策略等，为中西修辞话语融合做认知上的准备。 本书其余的几个问题主要从不同层面讨论如何借鉴、融合与运用西方话语交流的劝说模式来提高我国对外翻译的外宣效果。为了进一步对上述问题做逐一解答，本书首先对“宣传”“劝服”“修辞”“翻译”等几个术语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进行阐述，以揭示“宣传”“翻译”的“劝服”特性，发现三者之间渊源颇深，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同时，本书还对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图书与翻译项目运作中所体现的修辞策略进行考察，其结果也指向了美国冷战时期对外推动的翻译项目有着清晰的劝服目的与修辞策略意识。基于上述考察，本书更新了对“外宣翻译”的认知：1）外宣翻译从实践上看属于对外话语创造的修辞行为；2）外宣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信息交流，实现对外有效劝服；3）外宣翻译应遵循忠诚于外宣目的的原则，翻译策略上应做到灵活变通以求实效。 在融合视域下，本书从“大外宣”的角度提出外宣翻译应在翻译的传播各要素中适切运用修辞劝说策略，在翻译传播主体方面应精心构筑传播主体可信的修辞人格；在翻译传播内容上应适切选材以回应话语交流的修辞情境；在翻译传播通道上应努力搭建译文通向目标受众的有效传播平台，确保外宣译文信息为受众所接收和接受。 具体到翻译实践层面，本书研究认为外宣翻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提高翻译的外宣效果：第一，翻译应对外宣翻译的修辞行为属性有明确的认知；第二，提高外宣译者的受众意识；第三，发挥外宣译文的修辞力量。同时，课题还对对外政治话语中隐喻的英译策略进行研究，集中讨论隐喻的劝说性及其译策。另外，课题还以对外新闻话语的翻译为案例，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对外新闻编译中提高译者修辞意识及适切运用修辞策略对实现对外新闻话语取效的重要作用。以上两类外宣文本的翻译修辞策略运用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外宣翻译中借鉴和融合西方话语交流的劝说机制的必要性和适用性。 作为“国家对外门面工作”，外宣翻译长期以来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对外宣翻译的多视角研究对深化对外宣翻译的认知与探索提高翻译的外宣效果的策略具有积极的意义。本书研究的立足点也基于此。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研究的观点并非否定前人的理论成果，更非试图替代前人所提出的外宣翻译方法和策略，而是旨在补充和丰富外宣翻译实践与理论探索，以进一步拓宽外宣翻译研究的空间和视域，有助于形成多领域、跨学科的外宣翻译研究新格局，使翻译更好地服务国家对外宣传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