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植物命名中的“语言帝国主义”

人类自古以来就对动植物进行命名和分类，只是在不同的文化里呈现出不同的方法和语言表达。早期的博物学就是这样，从民间汲取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然而随着现代博物学的兴起，博物学家以严谨、科学的名义逐渐把大众知识淹没，人与自然世界的紧密互动也被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通俗形象的乡土动植物俗名被文雅、高贵的学术名字（拉丁学名）取代，按照气味、药性、道德或宗教含义命名物种被认为太主观而被林奈的命名法规所禁止，俗名于是只能被当成乡下人和业余人士的权宜用语。拉丁学名彰显着命名过程中的权力象征，成为欧洲博物学家精英们的特权。

再看看中国的植物命名，同样充满了语言帝国主义的痕迹。与其他非欧洲国家一样，中文也被视为落后、不成熟、信息芜杂的语言，缺少自身的历史和逻辑系统。18世纪到20世纪初，有大量的西方植物猎人深入中国，采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活体带到西方，对它们进行重新命名和描述。他们的信念里充满父权家长帝国主义（paternalimperialism）想法，深信自己有权利和责任获取关于中国自然界的知识，特别有关经济价值的动植物产品及知识。动植物的名字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帝国主义烙印，如麋鹿（Elaphumsdavidianus）和珙桐（Davidiainvolurata）都是以法国博物学家、天主教遣使会会士谭卫道（Jean-Pierre-ArmandDavid）命名的，六道木属（Abelia）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艾贝尔（ClarkeAbel）命名，白皮松（Pinusbungeana）以俄国教会的医生本及（）命名，等等。中国植物名称所带有的文化意义也在拉丁化中被严重抹杀，如杜仲（Eucommiaulmoides）相传是一位道士的名字，因为常吃这种植物而长生不老；百合（Liliumtigrinum）是表示鳞茎由许多（百）鳞片包裹在一起（合），而这些植物的拉丁学名显然看不到汉语里原本的含义和典故。早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家鲁迅在翻译日本药学家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时，就反对过帝国主义植物学的语言霸权，而且他反对的不仅是欧洲语言和分类学，也反对日语的霸权主义，主张中国自己的植物应该采用中国自己的名字，而不是从日文或欧洲语言照搬过来。

拉丁文至今延续着它作为学术语言的特殊地位，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每种植物只有一个合法的拉丁学名，并且以最早发表、符合法规的正确名称为准。在物种命名的拉丁化过程中产生了不可逆的语言帝国主义影响。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那些如今依然在使用的拉丁学名却永远诉说着帝国扩张、文化侵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