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由著名作家冯唐重新翻译的泰戈尔名著《飞鸟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当时并未有太大反响。从11月下旬开始，网络上开始出现一片针对冯唐译作的骂声，指其“俚俗不雅”、“亵渎泰戈尔”、“充斥荷尔蒙味道”等等，至今有愈演愈烈之势。冯唐呢？对几篇影响力很大的批评文章，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上进行了转发，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我相信我翻译的诚意、英文的水平、汉语的功夫。”（12月21日《北京青年报》） 对于冯唐来说，这次麻烦，其实也折射出我们文学翻译领域的一个现实瓶颈和问题。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翻译，因为必须能够实现文学经典的与时俱进范畴；另外一方面，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能够固守“底线思维”，不能够突破文学翻译的底线，否则，翻译就会成为个人性质的游戏，而与经典相去甚远。既然如此，我们就能够说，对于经典重译这样的内容来说，我们需要完成的就是如何恪守“底线思维”。 那么，何谓“底线思维”呢？笔者以为，所谓的“底线思维”不过就是这样的过程罢了，即在重译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尊重原著的精髓，不能够变成一个情绪化的表达，我们需要尊重原著的本意，不能够肆意发挥。如果，按照我们中国翻译界的经典词汇来形容的话，我们就应该再次提及这样的几个词：信达雅。在重译中，我们也应该让“底线思维”成为这样的信达雅的代名词，只有如此，经典重译才会具备着旺盛的生命力，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实现经典重译的最辉煌篇章。 “信”其实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即，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坚守原著的基本要义，能够实现基本上的顺通过程。从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系统，这样的要求其实是不高的。比如村上春树的作品就成为林少华翻译的经典，无论是《挪威的森林》还是别的小说，都是林少华进行的经典翻译；同样，泰戈尔的《飞鸟集》也成为郑振铎翻译的经典。而在文学翻译的历史上，只有这样的过程，才能够成为“底线思维”最好的诠释，否则，我们就看不到文学讲点的翻译过程，也看不到文学经典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上。 “达”的要求更近一层，要求翻译需要有着通达的效果，即能够实现融会贯通的结果，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看到，在翻译的历程中，尽管很多人都翻译了同一个作品，但是，经典总是属于一个人。比如美国作家索罗的《瓦尔登湖》，如此经典，就最后只剩下徐迟的翻译才是经典，比如《小王子》也应该属于周克希翻译最为经典。原因在哪里，就在于这样的“达”字上走得更远，成为一个通达的最好诠释和表达。